来源：中国科学报2014-09-11
第三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本报记者采访了若干位“非主流”的大学教师，分享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感慨与思考。他们同样是辛勤的园丁，却不被关注，甚至为人们所遗忘。他们的岗位上，也很少有人能作出什么显眼的成果。他们，是大学的另一立面。
体育老师
科研难有成绩
说起大学教师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这是一个颇为清闲的职业，没有中小学教师那么多辛苦的课时，学生似乎也好教得很，每周不过几节课，宽敞的教室里夏有空调、冬有暖气。
也许这样的描述适用于大多数大学教师，他们的工作环境的确比较舒适，但这并不适用于大学里的体育老师们，毕竟，他们多数的教学时间都在室外，被晒得肤色健康，笑起来最亮的只有一口白牙。他们教的内容，实在基础得不能再基础，却从来不是一般高校的主流内容。
福建某高校体育教师小可（化名）向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分享了他的一天。早晨7点多，起床，吃早餐，稍作准备后，前往学校。“体育课一般都不会安排在特别早的时段，因此，上午第3~4节课才开始有体育课，然后直到下午5点50分。”小可解释道。而午间，他则会与同事们交流，彼此分享最近教学的心得或者感慨。
上午2节、下午4节，这是高校体育教师们的常规工作时间，当然，这只是体育课理论上的排课时间，并不意味着这个时间中他们一定在上课。小可所在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工作量要求是每周14节课。
作为公共课教师，小可并不避讳科研这一话题。他坦率地说：“我们公共课教师在科研方面确实比较难以作出成绩，不像一些工科院系的老师，他们可以做项目、拿到很高的绩效工资，我们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工作。”
而就每周上课时间而言，体育老师的教学工作量大于专业院系的教师。课时多意味着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多，而体育课本身就应该是充满动力和热情的课程，师生相处愉快，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。小可介绍道，为了提高学生对于体育课的兴趣度，学校开设了多种多样的选修科目供学生们根据兴趣爱好自主挑选。因此，“学生上课的热情相对蛮高的”，一些课程大受欢迎，在选课时时常爆满，这让任课教师也很开心。
课堂上，小可重视培养学生运动的习惯；课下，也时常有学生主动找到他，咨询一些锻炼身体或者运动方面的建议。
就日常观察而言，他认为，“现在学生体育锻炼的气氛还不错。”在他看来，这得益于学校一直以来对体育工作的重视，也与学校田径运动会的悠久传统不可分割。各个学院都会组织田径队训练一个多月，体育部也会派专门的老师到各学院帮助训练。“我们学校还引入了甲级、乙级的竞争机制，对各学院的田径队进行分组。这种模式有利于促进大家锻炼。”小可说道。
除常规教学外，小可还担任着学校男子篮球队的训练任务。每四年一次的省运动会的备战期，他都会比平时更辛苦些，每天傍晚下班后要组织队员训练，到七八点钟才能回家。虽然辛苦，但体育教师这份工作，正是小可大学读体育以来所希冀的。
小可告诉记者，多数学生都不是体育专业，但通过体育课，他希望学生掌握锻炼的基本方法，而不是上了两年体育课后再也不想碰这些了，或者日后想要锻炼身体的时候却不得其法。
“我希望学生感受到的是快乐体育。”他说，除此之外，他常跟学生们开玩笑，下课后必须回去洗衣服。“只有出汗了，才证明体育课没有白上，起到了锻炼身体的效果。”小可笑道。
辅导员
认可难以得到
大学里除了任课教师、行政教师，还有一类人身份不太明确，他们既不属于任课教师，但评职称又被算在教师序列；也不属于行政序列，可以每天朝九晚五固定时间下班。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——辅导员。张静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张静表示，在学生、老师眼里，他们更像是“勤杂工”。学生抽水马桶坏了，不知道怎么保修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辅导员；教务处通知四、六级考试，不是把通知下发给各班班长，而是直接告之辅导员。“辅导员包揽了大大小小、零零碎碎的事务，称我们为学生的保姆也不为过。”
但实际上，按照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，辅导员被称作思想政治辅导员，主要从事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，是学生学习上的引路人、思想上的引导者、人生路上的指明灯。“每个辅导员一开始都是心怀美好，想把每个学生当作一朵花来对待，慢慢地培养他成长。然而，很多事务性、琐碎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，使得我们无法真正帮助学生作职业规划、疏导心理问题、提中肯的建议。”张静说，学生宿舍夜里漏水、学生在外受骗、学生生病……辅导员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但与学生的谈话记录只能自己随意拼凑，应付检查。
因为承担了很多杂事，辅导员在校园中反倒很不被认可。“教师们什么事都让学生找辅导员，辅导员该做的事情没有时间做，不该做的事情却做了许多。” 张静说。
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了解到，由于辅导员的定位模糊，一些高校连党支部书记都由辅导员来担任，甚至包括教学秘书应该做的工作，如通知学生临时调课、发放成绩单等也都变成了辅导员的“份内工作”。
也是因为上述两点原因，辅导员的职业倦怠感比其他教师更加强烈。张静告诉记者，辅导员的队伍很不稳定，很多人把辅导员当作跳板，几年之后，有人辞职去公司，有人去其他学校当老师，继续升职的也有，只不过比例较小。
当然，学校也有考虑过辅导员的出路。但是，这条路“看起来很美”，实现起来并不容易。张静表示，目前辅导员有两条出路可以选择：一是成为任课教师，二是走行政序列。然而，很多高校规定辅导员不能兼课，缺少上课机会、受学历限制使得他们无从转岗；一个学校从副科到正科再到副处的人数较少，竞争激烈，且不是人人适合，因此更多的辅导员维持着现状，或是转入教务、后勤等部门，“出路比较尴尬”。
比如张静研究生阶段学的是社会工作专业，但由于目前所在的高校没有社会工作专业，她想要转为任课教师序列，只能进思政类教研室，承担两课的教学任务。可是，“校领导不认为辅导员有能力承担课程，而且担心一旦开了头，辅导员逐一转成教师，导致队伍更加不稳定”。
辅导员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，只要学生不出事就可以了，看似遭人批判，却充满了无奈。当记者问张静，最难以忍受的有哪些？她想了想说，是每个部门都在给你派活儿，“一件事所有的部门都会给你打电话”，听到电话铃响，看到开学就会很烦。每星期要住校一天，对于孩子尚小的女性辅导员尤其不人性化。
“辅导员工作是良心活儿，我们希望学校为辅导员的出路多考虑一些，给辅导员更多培训和深造的机会，给经验丰富的辅导员更多转岗的机会。提高辅导员的待遇，毕竟辅导员的工作时间不比行政人员，下班后也不能安心回家，没空管孩子还要值晚班。” 张静说。
艺术教师
工作难以量化
采访冯公让并不容易，因为教师节之前的这段时间，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。直到一个深夜，在回家的路上他才和记者在电话里聊了起来。
在之前的报道中，媒体给冯公让冠以的头衔是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作曲教师。其实，冯公让并没有在学校开设过与作曲有关的课程，但这并不代表他的生活和工作能够与音乐创作分开。
“我除了给学生们上全校公开课以外，还担任着校民乐团的指挥，还有一些创作任务。”冯公让说，明年就是天津大学建校120周年。作为献礼，他正在创作一首交响乐，为这件事他忙得不亦乐乎。“我不仅仅写给天大校庆，更想在一个宽泛的视角下，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作一个回顾与反思。”他说。
提到音乐，尤其是提到音乐创作，冯公让总是滔滔不绝，似乎让人觉得他更像是一个作曲家，而不是躬耕于讲台的教师，但他自己却并不这么看：“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当然耗费一些精力，但我的职业是人民教师，不能因为谈创作，就忽视了我在教育方面的热情。一个人热爱他所追求的事业，就会将这份爱渗透到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，如果自己都没有热情，又怎么能给学生讲好课呢？”
作为老师，冯公让目前担任着两项教学任务，一项是“20世纪西方音乐史”的公开课教学，这份课程压力并不大，每周两课时；另一项任务则是在民乐团担任常任指挥。“工作量不太固定，通常情况下，每学期之前我们会有为期五天的集训。学期中，民乐团会在单周的周末排练一个单元，双周排练两个单元，每个单元3~4个课时，有时临近演出前的几周会更忙些。”
这样算起来，冯公让工作的“大头”其实是在“器乐合奏”课方面，但麻烦也恰恰出在了这个方面。
“器乐合奏是属于实践内容的教学，并未归属于教学课时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按照标准课时量来评价教师的工作量，我们的大量教学工作其实是无法计算在内的。”冯公让说，而这就导致教师“吃亏”，甚至一些老师就因为教学工作量统计不够，在职称评定时遇到很大的麻烦。
对于这种状况的形成，冯公让也能理解。“其实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，”他说，之前类似工作大多会请校外名家，自然就不用课时量了。但随着青年教师的成长，更多校内老师承担起了这些工作，这就须要有工作量的衡量。
事实上，在冯公让所在的艺术教育中心，很多教师都存在这一问题。“尤其是那些带团的老师，比如戏剧表演基础训练、舞蹈表演基础训练等课程，都相对不易量化。”不久前，冯公让专门完成了一篇报告，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。“老师的工作也是一种奉献，不量化不科学，完全细致的量化又不可能，我觉得从中选择一种稳态量化还是比较合理的。”
有了这样的“麻烦”，另一个问题也就自然产生了：在很多人眼中，艺术教师在高校处于弱势地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“什么是弱势？各个方面的不支持就是弱势吗？”对此，冯公让反问道，所谓弱势只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界定。从小学到大学，甚至高考都没有给艺术教育留有空间，从那时起，艺术教育就已经不是主流了。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的管理人才，更不会给艺术教育以主流的地位。“换言之，这是由于历史、国情等原因而长期形成的。”
其实在这一问题上，冯公让还是很乐观的。因为他觉得很多时候，“申请”“呼吁”“祈求”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。“我为什么要把精力耗费在无用的事情上，干脆把自己从事的事业干好，也许才有可能得到理解的机会。贝多芬告诉我们人得自救，事业同样如此。”
也正因为如此，一直以来，冯公让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课堂活跃起来，以至于在他的一堂课结束后，学生们自发鼓掌是一件常有的事。
“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艺术教育，而‘管中窥豹’之下，对艺术教育又多了一份误解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沟通。”他说，这种沟通并不是请几位专家、教授听一场音乐会就能起作用的。表面文章无济于事，我们需要让别人真正理解艺术，认识到它的作用，才能让领导和政策制定者重视它。
“这就好比只有体会了飞机的高效便捷，才能真正明白内燃机的发明是多么伟大，我们也需要让大家知道艺术能带给他们什么。好在，我还很享受这份追求的过程。”冯公让说。
马列老师
尴尬难以言说
在众多的学科里，有一类老师被人们认为“门槛最低”“谁都可以来当”，那就是马列老师。
事实又是怎样呢？
他们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。
从事马列理论教学工作的教师王业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，国内高校马列老师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——社会上不好的现象传播得太快。“一方面，我们无法解释为何社会上有如此多不公平、不良的现象；另一方面，如今网络十分发达，一个QQ消息、微博分享就能把或对或错的观点传播出去。”
本科阶段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。马列老师不仅要讲授马列理论，更重要的是把学生听到、看到的信息解释清楚。因此，私底下王业等马列老师还发挥着安抚学生心理的作用，遇到学生不去调查、不结合自身认知偏听偏信的情况，他们还要及时引导、解释，“最担心的是学生乱下结论、开口骂街”。
“课讲得好，学生相对而言更会尊重你；要是照本宣科，就有学生公开地在QQ群里指责你。所以，现在的马列课特别不好讲，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。” 王业说。
另一重压力则来自教学队伍“挑剔的眼光”。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师去听马列课都能听得懂，因此马列课也成为最容易被挑剔的课程。“越是同行越是怕，就怕一句话说错了，被他听出来；不同专业的老师听课也怕，他们常会自以为是地认为马列理论谁都能讲，甚至觉得自己讲的都比马列老师讲得好。” 王业说。
但事实上，成体系的课程督导组并非一节课就能听出精髓，个人喜好也左右着督导组对马列课的判断。比如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、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合并之后，“课时少，讲深、讲透、讲全都不行。有些督导组老师认为某块内容可以讲得深一点，但是受到课时限制，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。” 王业说。
如果说以上两大问题，是全国马列老师普遍面临、日益严峻的问题，那么，不同类型的高校，马列老师还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。
从中央到地方高校都在重视马列主义教育，但落到实处又是两码事儿。几年来，王业所在的高校搞绩效改革，最后的结果是教师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。名校毕业刚入职该校其他专业的硕士，一年可以拿到40000元的津贴，而王业这些马列老师目前到手的津贴不足2000元。
王业解释说，虽然其所在的高校名义上是一所综合性大学，但是学科优势在于理工类。校领导在管理上偏重理工科思维。理工科偏重立项，文科偏偏项目少，导致所有的文科学院收入偏低。马列学院无疑“更糟糕”，既不算是机关，又不算是学院（学院有学生，有相应的津贴）。“我们吊在中间，给全校本科生上课，大部分的精力被占用了，科研如何上得来？”
一边被指责理论水平不高，一边还得按照论文发表数量来计算工作量、评职称；不敢多发牢骚，怕被说成“觉悟不高”，马列老师的心情大概只有“打落牙齿往肚里吞”才能形容。
然而，实际上，中央早有文件明确了马列老师的待遇标准至少要保证在平均水平，也明确要求高校要单独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。但只有后者被当作“硬性要求”执行了下来，前者被搪塞以诸多理由，如马列课是公共课，政策一倾斜担心高数、英语等公共课教师有异议。于是，高校里也不乏有应付工作量、不关心学生能学到什么的马列教师存在。
“我们最担心的还是，如果本科马列的作用再丢失，学生毕业后成为反社会人群的几率会增加。但是，让每位马列老师仅凭良心、凭信念去教育下一代，显然是更不现实的。” 王业说。